却见杜鹏成走到许成军桌前，并未如预想中那般横眉冷对，反而颇为豪迈地一摆手，声音洪亮：“许小子，昨儿晚上聊得不错！不打不相识嘛！以后文学上的事，多交流！”

许成军正低头看着日程安排，闻声抬起头，看到是杜鹏成，脸上没什么意外表情，只是微微撇了撇嘴，似笑非笑地应了一声：“杜老师早。”

这情景落在不远处正与冰欣低声交谈的巴金眼里。

两位文坛耆宿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嘴角都浮起一丝温和的笑意。

巴金扶了扶眼镜，轻声道：“鹏成同志这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后辈们能团结，是好事。”

冰欣也微笑着点头：“是啊，文学事业总需要新鲜血液，有些碰撞，互相理解就好。”

在他们二位面前，1921年出生的杜鹏成，确实也还是个带着些棱角的“小辈”。

艾邬见是这般光景，心下松了口气，也笑着凑上前：“老杜，你这转变够快的啊？”

杜鹏成哈哈一笑，拍了拍艾邬的肩膀，又看了看许成军，没再多说，但那态度已然明朗。

本就没有深仇大恨。

民族大义面前，皆是尔尔。

接下来两天的行程，聚焦于文学本身。

代表团先后在日本笔会俱乐部和东京会馆举行了多场正式的中日作家座谈会。

首场高规格的座谈，由巴金、冰欣与日方的井上靖等元老级作家主导，主题是回顾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学渊源。

井上靖1907年生人，算是日本文坛巨擘，小说家、诗人，以深沉宏大的历史小说闻名，尤其擅长创作以中国西域、丝绸之路为背景的作品，如《敦煌》、《楼兰》、《孔子》等。

也是最著名的日本左翼作家。

他长期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他与巴金年龄相仿，私交甚笃，都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对和平有着共同的执着追求，对彼此国家的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

他们的友谊，本身就是中日文学界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除了井上靖，日方出席的还有著名小说家水上勉、战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野间宏、日本新一代文学的旗帜之一大江健三郎等人。

座谈会上，气氛庄重而温馨。

巴金首先发言，他声音不高，却充满力量。

他回顾了鲁迅、郭沫若等中国新文学先驱与日本文坛的密切交往，提到了自己早年通过日文译本接触西方文学的经历，强调了文化交流对于打破隔阂、启迪心灵的重要性。他特别谈到，文学的本质在于沟通人心，超越政治与历史的暂时迷雾，寻找人类共通的善良与美好。

井上靖接着发言，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唐诗到《水浒传》、《红楼梦》，如数家珍。他也谈及自己创作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时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深厚感情与深切理解。

他动情地说：“隔着海，我们的文学血脉却始终相连。尤其是在经历过那段不幸的岁月后，我们更应珍惜这重新搭建起来的文化交流之桥。”

冰欣女士则以她特有的温婉与睿智，补充讲述了她在战争期间与战后，如何通过文学保持对人性光辉的信念。

她提到了几位她欣赏的、具有反战思想的日本作家，认为文学应该成为抚慰创伤、凝聚善意的力量。

这几位元老的对话，超越了简单的寒暄，深入到文学与历史、战争与和平、传统与现代等核心命题。

他们共同的底色，是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当然还有奇奇怪怪的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殷切期盼。

许成军坐在台下，听着这些文学巨擘的交谈，心中感触良多。

许成军正听得津津有味，旁边突然坐下一个人。他转头一看，竟是大江健三郎。

这位后来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以其深刻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关怀著称。

算是值得尊敬的日本知识界代表。

大江一生反对军国主义复活，2004年与梅原猛等人成立“九条会”，坚决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他直言：“改宪是对和平的背叛”，并多次组织抗议活动，批判安倍政府的修宪企图。

同时他多次公开要求日本正视侵华历史，主张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三大人道主义灾难”，并在诺贝尔演讲中痛斥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暧昧态度”。

2006年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他向幸存者三鞠躬，并承诺“要告诉日本年轻人真相”。

大江张口便是流利英文，他并非山本文绪、田中慎弥那类没文化的作家。

东京大学法语系出身，学养深厚。

英语轻轻拿捏~

“许先生，”大江的英文带着些许日语腔调，但用词精准，“我通过岩波书库的渠道，有幸拜读了您的《撕不碎的红绸》。我对作品的思想内核深感敬佩，尤其欣赏其中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与对和平的深切呼唤。”

许成军用同样流利的英文回应，目光沉稳：“大江先生，感谢您的阅读。不过，严格来说，我并非简单的‘反战主义者’。我反对的是不义的战争，是侵略，是屠杀与虐杀——这些基于强权与贪婪，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当然，追寻并维护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也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之一。”

大江眼中闪过一丝兴趣，两人便顺着“红绸”的意象聊开，话题逐渐扩展到日本战后文学。

许成军谈及了大江本人作品中对核威胁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也提到了野间宏《脸上的红月亮》所揭示的战争对个体心灵的持久创伤，以及堀田善卫在《广场的孤独》里对历史与个人责任的拷问。

“日本战后文学的一个核心母题，”许成军侃侃而谈，“便是在废墟之上，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与道德感。这与我们经历创伤后，思考如何铭记、如何前行，内在是相通的。”

话题继而转向此时西方正热的文**流。

许成军精准地点评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如何将神话、历史与现实熔于一炉，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时空；也谈及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在凯鲁亚克《在路上》背后，对战后主流价值观的反叛与对精神自由的追寻；他甚至提到了法国新小说派，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对传统叙事和“人本主义”的颠覆性尝试。

“文学的形式探索永无止境，”许成军说，“但无论技巧如何翻新，最打动人心的，依然是作品中对人类共通处境——爱、失去、创伤、希望、对不公的抗争——的真切关怀和深刻洞察。就像《红绸》，我尝试了非线性叙事、多重视角，但核心，是想让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江健三郎越听越是心惊。

他本只是恰巧遇到这位近来声名鹊起的中国年轻作家，想随意寒暄几句，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不仅对日本战后文学脉络如数家珍，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的把握也如此精准到位，其观点之犀利，视野之开阔，思辨之深刻，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已不仅仅是天赋可以形容，更显示出其背后极其广博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

一时激动之下，大江竟情不自禁地站起身，用日语脱口惊呼：

“马鹿げている！…いや、失礼、これはまさに…天启の如き卓见だ！”

（“简直难以置信！…不，失礼了，这简直是…如同天启般的卓见！”）

他随即意识到失态，迅速改用英文，但语气中的激动未减：“抱歉，许先生，请原谅我的失态。但您的见解确实令人震撼！如此年轻，却对世界文学有如此深邃的理解和把握，实在……实在是后生可畏，不，是令人敬佩！”

这一下，会场内不少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聚焦在这位突然起身的日本知名作家和那位气定神闲的中国青年身上。

一个是未来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左翼的旗帜。

另一个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民族主义。

是的，文坛谁都看的出来许成军那点心思。

他也没藏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