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能对抗朝廷的地方势力只有一个。

那就是各地的土司。

坞堡、农奴、兵马、权势、声望，他们都有。

“开源之外，更要节流......酒税。”朱翊钧的笔尖悬停片刻，又在屏风上落下两个字。

大明人好酒，无酒不欢。

如果知道万历怠政的一些歷史的人可能会了解一件事情，万历怠政的一个標誌性时间是来源於一封奏疏。

自此之后万历皇帝明显对朝政不上心了。

此奏疏便是酒色財气疏。

原本皇帝只是请病假，结果下面官员得知，便开始上奏疏，帮皇帝分析病因，让皇帝身体好起来。

病因便是酒色財气。

其中，第一句便是提到皇帝爱喝酒，早上喝，晚上喝，质问皇帝如此做派，身体如何吃得消？

万历皇帝气得受不了，这封奏疏是快过年的时候上奏的，按照惯例除非大罪，不然是不能隨便处置官员的。

於是接著大年初一，皇帝按例召见內阁大臣的机会，对四位阁臣告状。

其辩驳之原话便是：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

可见喝酒已经是常態，这可不是皇帝一个人这样想，西方传教士来大明之后的笔记也是如此记录，明人尤其爱喝酒。

酒，几乎成了百姓生活中与水无异的必需品，衍生出无数的酒桌规矩，甚至连宫中用膳，太监呈上的也少不了那套繁复的酒礼。

南北还形成了独特的酒桌文化差异。

南方人是饭菜还没上，就开始一起喝酒，喝够了之后才吃一些饭。

北方人则是先吃饭，但是吃饭之后就会喝酒，在上下酒菜，一边吃一边喝。

因而酒在大明的地位有点类似於可乐之於美利坚的感觉。

但恐怖的是，大明的酒多为粮食酿造。

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被用来酿酒。

甚至为了酿米酒，明人专门去种植糯米，这些都是严重的资源浪费。

“必须加以重税。”

至於民怨？

那是明摄宗需要面对的，与我这明神宗何干？

重税之下，既能充盈国库，又能倒逼百姓节省粮食，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思绪飞转，他又想到：“可对果酒，適当降低税。如此，也算是留个余地，减小些阻力。”

堵疏结合，方为长久之计。

“增產。”他在屏风上继续书写。“占城稻，必须大力推广。”

占城稻自宋时便已引入，並非什么新鲜事物。

但至今未大规模种植，江南地区还是一季稻居多。

之所以如此。

无他，口感尔。

国初人少地多，粮食压力不大，百姓自然倾向於精耕细作，追求更好的口味。

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人口渐增，粮食安全必须放在首位。

难吃？

总比在明末天灾的时候饿死强。

“还有土豆、红薯.....”朱翊钧的笔尖点向地图上辽东的位置。

“眼下耐寒稻种尚未功成，这些作物，倒是可以在辽东先行试种推广。”

但他並未打算在全国推广。

这些作物在后世的高產，离不开持续的育种改良乃至现代技术。眼下原始的品种，產量有限不说，更潜藏著脱毒、病虫害的风险。

前世爱尔兰大饥荒的惨剧，可谓歷歷在目。

清朝乃至民国，这些作物的种植比例也並非很多人想像的那么高。

民国时，这些农作物的种植比例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

真正粮食增长的关键，还是在於耐寒水稻的出现和占城稻的强制推广。

尤其是耐寒水稻的出现，这导致北方粮食增產，减少了对南方粮食的依赖。

粮食损耗大大减少。

“育种。”朱翊钧深吸一口气，在屏风的最上方，郑重地写下这两个字。

这是重中之重，是长远之策。

紧接著，他又在下方写下“占城稻推广”，加了个著重符號。

屏风上，字跡交错，从盐法、税制、酒税，到农业的育种、占城稻的推广，一条强国裕民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最后，他的目光投向了东南沿海的方向，笔尖再次落下。

“还有......开海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