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勤回头看着杜自远，然后轻声说：“我这次去浙江工作，是在南京下的船。原来准备去拜访一下江苏的几位领导同志。但刚一下船，就遇见了你派的那位交通员。他认出了我。这是个老同志，办事极其严谨。他在陕北和北平转了几个月，没有找到我，就把你给我的报告埋在地下。他在南京一直做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生活很艰苦。但他一直在找你，也在找我。我很感动。自远同志，说起来，这是我卸不掉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责任。”这种公函越是模糊，权力越大。许多人把这种公函称为“尚方宝剑”。但杜自远发现，它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这位陈主任面相和善，但语言锋利。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杜自远的耳朵里，尖锐而严厉。

杨克勤注视着杜自远，轻声说：“你说的这个‘水葫芦’，一九四六年才打入我们内部，应该不会担任较高的职务，是不是这样？”

杜自远继续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个‘水葫芦’已经潜入华北局情报部内部，并且很有可能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

杨克勤一摆手，“这样吧，这两天，我和你们的部领导谈一谈，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请他们继续指定你来处理这件事，给你授权。你回去以后，先查一查那批档案在什么地方，再查这个‘水葫芦’，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杨克勤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问：“你派人给我送过报告之后，还得到过什么其它消息？”

杨克勤说：“你的责任是后面的，次要的。我的责任是前面的，主要的。我没有认真清查我们的队伍，让敌人钻了空子。”

杜自远认真地点点头。现在，“水葫芦”案已经成了他心里最重要的事了。

这位陈主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件事，要以你的党籍做保证！你必须尽快完成！你现在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很安静。杜自远看着他，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杜自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他说：“首先，闽浙赣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李云林去南京治伤的事，就是由‘水葫芦’泄露给保密局的。其次，武凤英曾通过我转交给你一份侯连海与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但是，关于这份谈话录音的事，被‘水葫芦’泄露给美国中情局特工梅斯。梅斯从‘水葫芦’那里知道，这个录音已经到了华北局情报部，并且只有少数情报部高层听过这个录音。武凤英当时问梅斯，这个录音是否是从‘水葫芦’那里获知。梅斯没有否认。因此可以确定，潜伏于华北局情报部内的‘水葫芦’，不仅是保密局的特务，而且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些，就是我确认的证据。”杜自远说完，默默地看着杨克勤。

杜自远明白，杨书记不可能不生气。他那时是华北局情报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并且分管重大情报工作。保密局特务潜入情报部，应该是他的严重失职。

杨克勤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回头望着外。

两天后，中央调查部的一位副部长，一位从来没在中央调查部里露过面的副部长，把杜自远找到他的办公室。

杨克勤点点头，“你接着说。”

杜自远也垂下头，从前的上级敢于承担责任，让他心里稍稍轻松一点。但这也是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

杜自远有些迟疑，“杨书记，我现在有点为难。我的工作方向主要在国外。国内的事，调查部内部的事，我不好插手。”

一个星期后，刚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杜自远，被吓出一身的冷汗。

杜自远为了做好这次秘密调查工作，在二局内部给自己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亚洲处处长楚伯林。他是去年从原华东局政治保卫部调来的干部。杜自远曾经看过他的档案，相信他绝不会和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有任何关系。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原来在军部做保卫干事，他叫秦东海。

他们两个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杜自远当年从南京带回来的二十四份档案。

其实杜自远并不用出示陈主任交给他的介绍信。论是中调部、公安部，还是军委情报部，他都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甚至还有一定的权限。他总是先和这些部门的熟人打好招呼，然后派楚伯林和秦东海去查找档案。

但是，这一箱子共计二十四份从国民党保密局窃取出来的秘密档案，竟然失踪了。论在哪一个部门的档案室里都没有找到。[

档案室一向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部门。档案室的内部管理十分严格，各种档案的调入与收存都有严格的手续。借出或调出档案的审批手续更是严上加严，同样有详细的借阅记录。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的档案室找到这二十四份秘密档案的任何调入或调出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