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一方式的筛选,尽量避免浑水摸鱼的留学生进来。
有趣的是来到东方的欧洲留学生,无论能否通过预科班的考试,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继续留在广州。
说起来这个筛选制度,却没有引起欧洲留学生太大的反弹,反倒是颇受欢迎。因为真正成绩优异者,可以拿到一笔奖学金。
这笔奖学金可以涵盖未来四年学习的所有生活费用,并且是定期发放。
成绩优秀家境一般的学生,对此制度简直要鼓掌叫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些人是可以直接入学的。
这些可以免试入学的学生,无一不是家族背景深厚,地位显赫。不过他们读的不是京城大学之类的名校,而是一所专门为番邦开设的学校。
在这所外藩大学内,学生们数理化的课业不重,更多的是学习儒家思想。
真正的学术精英,考试成绩优异者,读的则是京城大学,五道口理工大学这一类顶尖的大学。
如今的中央帝国,因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才的缺口巨大,不单单是京城开设了大学,沿海各省饿都开设了大学培养人才。
至于诸多的内地省份,因为财力限制,只有官方拨款建的专科大学,教学内容也都是官方根据需求开设的科目。
这一类专科大学,多以农学为主。
如今的科举也变质了,即便中了举人,才能进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还要参加一次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获得进士的资格。
贾琏执政的第十五年,正式取消了对举人直接做官的资格,举人想要做官,也要参加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成为九品官。同时也取消了进士直接做七品官的资格,而是从八品做起。这一举措意外的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弹,可见民间风气的变化之大。
同样是这一年,皇帝宣布永久性的结束捐官制度。以前的捐官也不再实授。荫官则不再授实缺。
这一政策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弹,可谓是朝野震动。但是内阁很稳健,并且严令全国,凡官员不可置喙此事,否则视作渎职。
做官的谁家没有一两个不正齐的子孙呢?现在这条路被皇帝断了,能不着急么?
但是贾琏为首的内阁坚决不许闹,并且一口气处置了三十几个官员,罢免或降级。如此才压住了官场的反弹。
实际上闹腾的人主要集中在权贵阶层,此外的人非但不反对,反而纷纷叫好。
荫官制度延续两千年,造成的后果每个朝代都要承受。
乾正二十年(1822便),帝病不起。太子李琬监国。
二十一年,帝薨,太子登基,国号泰宇。
李琬登基后,首辅请辞,帝不准。琏遂称病不出,三上请辞。
帝以微服夜入贾府,琏不胜惶恐,遂遵旨而出。
李琬登基之后,内阁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贾琏还是首辅,但不怎么管事了。内阁的其他人员,全部都换了一批。
如果是正常的换人,倒也还罢了,但这次内阁的换人,所有阁臣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
尽管李琬什么旨意都没下,但是这次调整也形成了一次潜规则,即,六十岁不入阁者,再无入阁之可能。
还有一个潜规则是五十岁以下不入阁。
李琬真正的明文改革还是来了,一刀就砍在了科举的大动脉上。三十五岁不进士者,取消继续科举的资格。
也就是说,三十五岁还不能从各省的大学毕业,并考中进士者,这辈子的仕途的起步就是九品官了。
实际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年轻人正常的读书,一级一级的往上读,顺利的大学毕业之后,参加科举考试,三十五岁之前,中进士者可以为八品官,也可以继续回大学深造,硕士毕业后再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者可为七品官。即便是科举的状元,也只能从七品官做起。
中央帝国内部变化的时候,欧陆风云再起。外敌收买的间谍潜入土耳其的海军基地纵火,烧毁九艘采购的新式巡洋舰。仅有一艘在外得以幸免。
这次纵火事件,多年以后各国档案解密才知道真相,参与此事的人员,不仅仅是沙俄间谍,英法奥等国的间谍意外的联合行动,导致这一后果。
沙俄在英国的帮助下,快速的恢复了海军实力,并且发起了第九次俄土战争。
奥斯曼海军与沙俄海军在地中海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各自调集了五十多艘战舰,在海面上对轰。
奥斯曼最后一艘新式巡洋舰出战,遭到沙俄以小船快速逼近纵火被焚毁,至此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再无新式战舰。
沙俄海军大获全胜,重新夺回了黑海的制海权,随后从陆地上发起了进攻。
但是这一次俄土战争,俄军在奥斯曼帝国的要塞面前,碰了个头破血流。装备了大量黑火药后装单发步枪的奥斯曼军队,先以防守为主,大量的消耗了俄军之后,集中精锐发起猛烈的反击。面对土军的反击,沙俄凭借兵力优势,死死挡住土军。当地百姓也在暗中组织反抗力量,破坏土军的后勤补给线。土军的反击开始凶猛,后续无力,进展有限,双方陷入了相持之中。
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1825年,交战双方精疲力尽,在英法的斡旋之下,两国签署停战条约。
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使者紧急要求中央帝国提供援助,并且从中亚方向发起牵制行动。遭到了中央帝国的当场拒绝,理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私下里,李琬则请贾琏入宫,当面请教该如何应对。
年轻的皇帝对于贾琏还是非常的倚重,尽管贾琏不怎么处理公务了,但是在重大问题上,说话依旧分量十足。
贾琏回答李琬,尊重他国选择,埋头发展自我。并强调,域外各国引起历史的原因,绝对不可用我方视角去看待他国的行径。
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他国的人看来其实是不正常的。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底层逻辑,与域外国家的底层逻辑不是一回事。我们这套行为逻辑,从夏商周开始到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变迁和修补。就内政而言,我们处在最顶层,域外国家因为历史太短,以西方为代表的国家,长期受到宗教的压制,导致都是一些零散的小国。他们并无大一统的概念,也没有治理大一统国家的经验。
所以,我们跟他们想不到一块去。既然想不到一块去,那就只看本国利益,对域外国家不要过度的介入。
这一点,在奥斯曼帝国的身上,我们是吃了亏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