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巴老因回上海处理私事，得以与许成军同行。也正因如此，许成军沾了光，和巴老一同被安排在舒适的软卧包厢，其他随行工作人员则分散在硬卧车厢。

上车前，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特意低声叮嘱许成军：“小许同志，巴老今年七十六了，别看他精神矍铄，但毕竟年事已高，血压有些高，睡眠也不太好，夜里容易惊醒。路上劳烦您多照看着点。”

进了包厢，巴老听见了只言片语，笑着摆手，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温和响起：“莫听他们大惊小怪，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一撑，快别忙活了，我们自己来。”

许成军坚持帮巴老将简单的行李安置妥当，此时已是晚上八点。

窗外夜色渐浓，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催人入眠。

许成军虽心潮澎湃，有无数问题想向身旁的文坛巨匠请教，但更怕打扰老人休息，便安静地坐在自己铺位上，没有多言。

却不想，巴老对他倒是饶有兴趣，放好他那副深色边框眼镜，主动开口问道：“刚才你说看过我的书？都看过哪些？”

许成军收敛心神：“巴老，您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必读的，还有《憩园》、《寒夜》，散文集《随想录》也在拜读。印象最深的是《家》里觉慧的那句‘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在我们知青点传抄很广。”

巴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后世已经很少谈起他。

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情感发泄过度，和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正好相反，所以看似感情真挚热烈，但是不耐看，内涵和境界反而虚浅了。

更有甚者，

会说他是一个自以为身分显贵，而且极力维护权贵的人。

一个极端鄙视底层百姓，而且极力羞辱消谴底层人民的人。

一个一听工农兵登上舞台就脑袋爆炸，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

但是在许成军看来巴琻就像一个技术精湛的外科大夫，用精准的手术刀技巧切开患者的病灶，露出里面的肿瘤。

然后，他就静静的看着这些肿瘤，你看着他，他看着你。

你有话想说，想说为什么他不切掉这些肿瘤，然而下一刻你就清晰的意识到，他做不到。

你突然很讨厌他，讨厌他为什么把肿瘤切出来，让自己看到这些肿瘤，但你又意识到，这是你让他做的。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大夫，你能做的只有沉默，因为他太精准，太深刻，又太无力了。

了解他的，不愿谈他，不了解他的，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讨论他的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而这，也正是一些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把他遗忘，最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不过好在，巴琻还留下了一句话，表达了他的认识：

当你深入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

巴老闻言，清癯的脸上露出莞尔的笑容，用手指虚点了点他：“晓琳一直跟我说，你许成军看着稳重，骨子里是个小滑头，我还不全信。现在看你专挑这‘青年’、‘争幸福’的话来说，倒是不得不信了。”

“晓琳姐那是跟我开玩笑呢。”许成军也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两人就此聊开，从巴老的作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聊到“十七年”文艺的成就与曲折，又从左联的往事故人，聊到许成军自己的《红绸》《希望》与《黑键》。

巴老话语平实，但偶尔不经意间的一句点评，或是一个关于文坛旧事的细节，都让原本只凭后世史料和自身创作直觉去理解文学史的许成军，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他虽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俯瞰，但其中的许多暗流、漩涡与真正的动力脉络，却在此刻变得清晰起来。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巴老的话里，带着对文学后辈的殷切提点之意。

夜渐深，巴老脸上略显疲态，但在谈话间歇，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成军啊，以后有没有考虑过，到出版社或者作协系统工作？那里更需要你们年轻人的新视野。”

许成军闻言一愣，这个问题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沉默片刻，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抬起头，目光清澈而认真地看向巴老，问出了一个让老人微微一怔的问题：

“巴老，您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学，会如何发展？”

巴老靠在铺位上，目光似乎透过车厢壁，望向了更远的地方，缓缓道：“文学的未来，在于说真话，在于人的觉醒，在于给后来者更广阔的空间去探索。”

许成军深吸一口气，接话道：“如果……如果文学只是停留在过去的框架里打转，只在允许的范围内说有限的真话，那么我认为，不需要到千禧年，中国文学的创造力就可能走向僵化甚至‘绝路’。巴老，我不想那么早被框住。我想……我想试试用我的笔，去闯一闯，看看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为中国文学趟出几条不一样的路来。”

这番话，大胆，甚至有些狂妄。

巴老听完，先是下意识地微微摇头，随即脸上却浮现出一种复杂的、带着些许无奈和理解的苦笑。

他没有批评，也没有赞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拉过毯子盖好。

“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路还长，慢慢走，慢慢看吧。”

车厢里只剩铁轨的节奏声，载着一老一少向北疾驰。

许成军其实没完全理解“路还长”的深意。文学作品的价值本就千人千面，但他至少知道——这位老人的人品，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

在许成军看来，当代作家中最不好名的，当属巴琻。

老实说，他对巴琻的作品并非全盘接受，但巴琻这个人，实在可贵。

他一生真诚无隐，言行一致；淡泊无私，真正的不好名利——这份自制尤为难得。

天下读书人，清高到视金钱如无物者不少，但胸中那段“名心”却最难锄尽。

巴琻不同。

他写作从不为个人求名，每一篇都怀着改变世界、影响人心的初衷。这种淳朴的理想主义，他坚守了一生。

他反对以自己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搞纪念馆。

当代文苑成家者，能坚拒此类殊荣的，大概只有钱锺书与巴琻。

如今的“故居”“纪念馆”，实则都违背了他们本人的意愿。

“鲁郭茅巴老曹”六位宗师中，唯独巴琻没有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不是分量不够，而是他立下“死嘱”，绝不允许后人借他之名博取声名。

他与钱锺书还有一共同点——视钱财如敝履。钱杨夫妇捐出所有收入，巴琻更甚。解放后他受任公职，却宣布不领一分薪水，只靠稿费生活。1976年后重新出书，他从第一本书起就放弃全部稿费，用于扶持穷困作者。

据编辑回忆，巴琻不仅不要稿费，连样书都自掏腰包购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竟特意从上海寄钱付费。

古今文人，能做到这一步的，还有谁？

或许以当下的文学趣味看，巴琻的作品已不合时宜。但他这样的文人风骨，定是后世难及的。

他活了101岁，一生都是纯粹的好人——正直、热情、善良、无私。

就连文人最常见的风流韵事，他也片叶不沾身。妻子萧珊去世后，他独身三十三载，将她的骨灰置于卧室日夜相伴。

《随想录》之所以能感动一代人，正因读者能感受到：这样一个好人、老实人、纯粹的知识分子，竟也要无端遭受如此磨难——这世道，还不够残酷吗？

同一部《随想录》，换个人写，绝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

巴琻晚年出版文集时，在后记中写道：“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句话，像含着泪写就的。

特别感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