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