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历史既是教训，亦是重蹈覆辙（求月票）

顾霖薨了。

一个充满了无尽传奇的时代，似乎都因为他的突然薨世而溃散。

五代摄政，终成天下一统，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侧，却又始终恪守臣节。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顾氏主导的这百余年，都堪称一段不朽的史诗。

然而，史诗终有终章。

纵使天子赵翰音仍旧念及旧情，对顾氏礼遇有加；

纵使顾氏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底蕴犹存；

但那个顾氏一言可定鼎、一举一动牵动九州的时代，确乎是一去不返了。

而顾氏，正如顾霖临终所规划的那般，开始逐步放下擎天重担，缓缓后退。

时光如江东逝水，奔流不息。

正如顾霖生前所预料与安排，其长子顾修远虽承袭了太傅的职位，却再无其父那般一言九鼎、令群臣凛然的威势。

他性格本就偏于敦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在波谲云诡的朝堂斗争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天子赵翰音虽依旧信任顾氏，时常咨询。

但许多重大决策，已逐渐绕过顾修远，直接与新兴的枢密院、三省长官商议。

——这并非是无情。

只是因为顾修远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承担那属于太傅要做的事情了。

落到这种局面，自然也是正常的。

但真正的转折同样发生在了新帝登基之后。

新帝登基，年富力强，锐意进取。

其亲信的班底多是与其一同成长的年轻勋贵与科举新锐，对于前朝遗留的、盘根错节的顾氏势力，新帝在保持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心深处难免存有几分忌惮与疏离。

“太傅年高德劭，不宜过于操劳，此类琐碎政务，交由枢密院处置即可。”

“漕运新例已行之有年，顾氏钱庄功在社稷，然商事贵在均衡，朝廷亦当扶持其他诚信商号，以免一家独大。”

一道道看似合情合理的诏令与安排，如同温和却持续的滴水，悄然侵蚀着顾氏过往的权柄与影响力。

朝堂之上，那些曾受顾霖打压或与顾氏政见不合的势力，见风使舵，开始试探性地发出不同的声音。

起初只是在小事上争辩，渐渐便涉及官员任免、政策走向。

顾修远试图维系局面，却往往陷入孤立，昔日顾霖在时一呼百应的场景，再难重现。

更关键的是，顾氏自身也在调整。

他始终谨记顾霖“知进退，守根本”的遗训，面对明里暗里的排挤与分化，顾修远多数时候选择了隐忍与退让。

顾氏子弟在仕途上，也果真如顾霖所期望的那样，多任实务官职，罕有再跻身权力核心者。

这是必须的退让。

而这所引起来的局面同样也只有一个。

当顾氏这座挡在所有人面前的高山渐渐退去之后，朝堂之上被压抑已久的政治欲望与派系纷争，亦是骤然汹涌起来。

新帝虽试图平衡，但其亲信的勋贵集团与科举晋身的文官系统之间，为了争夺空缺出来的权力与资源，明争暗斗日趋激烈。

政令的推行，往往不再纯粹出于国策考量，而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派系利益与党同伐异。

然而，更深远、也更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在九州蓬勃的商业领域。

顾霖昔年为何要以雷霆手段整顿漕运，并以严苛律法与独立监察体系牢牢看管商事？

因为他与幕后的顾易都深谙一个道理。

——商业逐利之本，若无刚性的规矩与强大的威慑加以约束，便会如同脱缰的野马，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不择手段。

这种“不择手段”，在承平岁月、吏治尚未完全崩坏之时，往往并非赤裸裸的杀人越货，而是一种更为系统、也更难根除的压榨。

失去了顾氏与御史台那令人胆寒的持续高压监管，新的得利集团开始悄然成形。

他们或许是某些与朝中高官关系密切的豪商巨贾，或许是掌控了某条关键商路的地方大族。

而这些人在如今的局势之下，已然是不再只需要像过去那样冒险大规模走私，却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

——那便是向下压榨！

掌控货源的商会，可以联合起来，压低向底层生产者收购原料的价格；

把持运输的商行，可以巧立名目，增加各项杂费；

而那些依附于大商号生存的小商户、工匠、船工、力夫，则发现自己的工钱被变相克扣，劳役却在无形中增加。

一层对一层的盘剥，最终的压力，悉数落在了最底层的生产者与劳动者身上。

以及正在逐渐融入中原的外族之中！

北疆、辽东.

这些地界本就是最晚融入九州之地，九州之地的文化如今才开始刚刚普及，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时间之中走出一个高官贵族来。

且因为地势的缘故。

这些人对于贸易的依赖性则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当商业的监管开始松散之后，这些人自然而然便成为了第一批受害者！

这是必然的现象。

当然，这并非是说大宋的朝堂完全烂了。

有着顾霖昔年留下来的根基在，短短数十年之内大宋是不可能走到崩溃之时的，且如今的新帝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终究也不能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

这只是利益集团争斗下所产生的结果。

纵使是天子，他也不能做到以一人之力敕令整个天下，总需要去考虑各方利益均衡。

不给马儿吃草，又想要马儿跑，这种事终究是痴人说梦。

而这同样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必然原因。

顾氏昔年为何能够避开？

主要便是因为顾氏那旁人难以企及的民望，只要顾氏一句话，各地之间总会有百姓会任由顾氏驱驰，包括各地之间的学子。

其实顾氏到如今有一个很聪明的举动便是从不进行大规模的结党。

不，或许不应该这样说。

顾氏也结党。

只不过他结的党是当今九州最大的党派，那就是皇权与万千学子。

顾氏当然也免不了利益划分之中的种种。

但这就是顾氏最大的底牌。

人才储备，以及民望的基础给予了顾氏腾挪的空间，光凭着这一点其实便足矣磨平一切了。

当然，其实皇权若是愿意的话，亦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更强。

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需要很强大的民间基础。

至少以如今的大宋皇帝而言，想要做一点便绕不开顾氏。

——可，这又关联到了人心。

或许就是因为没能经历过那混乱的时代，亦或是体会到了权利的滋味，至少如今的新君却是没有这种心思。

又有哪个真正当上了皇帝，却又甘愿与其他人分享权利的呢？

“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前代名臣的私语，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些个帝王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他们更倾向于经营好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维持朝堂的稳定，而非冒着动摇统治基础的风险，去触动那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为遥远的边疆部族或无声的底层百姓强行出头。

这是人性使然。

亦是大宋注定要一点点走向下坡路的原由。